教育与科学研究的体制化
早期的科学常常只是社会上少数有闲阶层的“业余爱好”。他们从事科学研究一般也只限于智力上的报偿，或者说是好奇心的满足。他们不需要以科学作为谋生的手段。但是，从17世纪开始，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。一批职业科学家出现了，一些专门的科学机构出现了。科学史上将这一变化称之为“科学研究的体制化”。科学体制化是科学的一大进步，它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
一般认为，科学研究的体制化有两条主要途径的科学教席，另一条是设立专门的研究组织和机构。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，科学在西欧大地上时髦起来。尤其是由于培根、波义耳、牛顿等人的推动，迅速发展的科学成了整个社会的一种时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原先那些业余的科学“爱好者”们再也不满足于这种业余状况，他们致力于为自己的“爱好”找到一个更正式更美满的归宿，以使自己不仅在业余、而且在业内也能从事科学。于是，他们找到了学校、尤其是大学这个理想的场所。大学是个宽松的教育机构，允许他们从事自己爱好的科学研究，同时也有利于他们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向学生传授并传播出去。另外，大学能够提供比他们原先的“家庭实验室”更优越的物质条件。于是，一批专门的科学教授席位便开始在大学设立下来。1579年，英国侧重于科学的格列善学院建立，设立了数学、天文学等教席；1583年，爱丁堡大学设立数学与自然哲学教席；牛津大学1619年设几何学教席，1621年设自然哲学教席和天文学教席，1669年设植物学教席；剑桥大学1663年设数学教席，1702年设化学教席，1704年设天文学教席。在法国，有专门从事科学教育的巴黎理工学校、综合技术学校；在德国，则有以“教学与科研相统一”而著称于世的柏林大学和以实用知识教育为主的实科学校。正是在这些学校里，原先那些“业余”科学爱好者变成了专职的科学家。他们在这里专心致志地进行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。在这里涌现出了巴斯德实验室、卡文迪许实验室、希尔伯特学派、李比希学派等不朽的科学机构和学派。科学就是这样首先在学校里找到了体制化的母体，并最终发展为一个独立的“社会建制”。
科学研究的体制化，实质上是科学从业余变为职业的过程。学校为科学研究的体制化提供了理想的母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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